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积累巨额资本，开始竭力掠夺原材料并不断开辟新的市场，中国成了它肆意剥削的对象。鸦片战争后，5个通商口岸的开放，更为列强的入侵打开了方便之门。为达到抢占市场的目的，资本主义国家运用了一系列推销商品的方式；而我国民族资本在与外国资本抗衡之时，亦积极采取策略屡次投身商业战。

清末民初是近代广告的孕育时期，它在中国广告史上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由于近代广告的出现与西方列强的侵略密切相关，因而19世纪四五十年代时，通商口岸城市的广告业发展较快。不过，当时的广告形式较少，主要是路牌和招贴。

随着报刊事业的发展，新型的报纸、杂志等陆续出现，19世纪50年代时，船期、货价等各类广告可见于报纸之中。在报纸事业推动广告业发展的同时，广告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收入也是报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障。当时全国最大的几家报纸，都以刊登大量广告来盈利。20世纪初，广州创办的报纸，头版基本上都刊登广告，如《安雅书局世说编》1901年11月29日第1版的广告多达20则，涉及文化教育、房地产、邮政、医药、博彩等行业，头版广告收入成为报刊的重要盈利点。从史料中能发现，起初在报上刊登广告的中国商人不多，洋货广告往往多于国货广告，这种状况基本上延续到19世纪末期。后来当民族危机日深时，随着工商业者的民族意识不断增强，20世纪初，报刊上登载的国货广告数量明显增加。华商利用广告与外商抗衡的事例比比皆是。就拿当时广告竞争最激烈的烟草行业来说，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外商企业英美烟公司展开过长期的广告竞争。广州、香港等地的多家报纸都曾是这两大烟草公司进行广告战的阵地。

与晚清时期相比，民国初年的广告业又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主要表现为广告媒体更为丰富，出现了月份牌广告、橱窗广告与新型的路牌广告。20世纪初，位于广州、上海等地的洋行和商号，如烟草公司、火油行、银行等等，为了在中国打开庞大的市场，推销产品，就利用国人喜爱的传统年画形式，附上商品的广告。年画用传统国画技法画成，再用彩色石印技术印制，这就成了月份牌画。正是这一时期，19世纪从美国传入我国的橱窗广告，已经在广州等开埠较早的城市中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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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民国时期广州市政府的广告管理研究（1927-1937）》，第9-12页，作者：周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