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笔江（1881–1938），名筠，生于江苏江都（今扬州）。他自幼家境贫寒，从学徒奋发起家，未曾出国留学，亦未进阶仕途，可谓一无凭借，却以才能德行，创立中南银行、主掌交通银行，成为国民政府金融决策的重要参谋。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租界外炮火纷飞。胡笔江仍坚持留在上海继续主持交通银行工作，助力战时经济、金融的发展。他配合政府安定金融，积极参与中、中、交、农四行联合贴放。至1937年底，四行贴放额达到2000万元，对于支援工厂内迁、保存抗战实力发挥了巨大作用。

上海沦陷后，租界成为孤岛，交通银行总行奉命改为总管理处，撤往汉口。胡笔江乘坐法国轮船离沪赴港，在香港继续遥控指挥交通银行行务。膺国民政府之选，胡笔江被任命为金融顾问会第四组委员、全国农产调整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服务于战时经济。他曾对宋子文说：“事已决矣，吾人必须以最大之决心，奋斗到底，义无反顾，倘有人希图苟且妥协者，即丧心病狂的败类。”胡笔江是近代金融家的杰出代表。在抗日战争的艰难环境中，以胡笔江为代表的中国金融家不为利诱、不为威胁，从始至终都支援国内建设、坚持抗战。胡笔江认为抗战必有牺牲，有一天也可能会轮到自己。他曾说：“我出身为贫农之子，设使我为此次战事而牺牲，则国家所失，不过一贫农之子而已。”其舍身忘我之精神，溢于言表，可惜的是，这句话竟一语成谶。

在抗战的关键时期，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与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徐新六“由港飞渝途中遇敌机扫射，不幸殉职”，堪称近代中国金融界最惨痛的事件之一，被舆论称为“金融业里殒折了两颗巨大的星辰”，“我国全民族的重大损失”。

胡笔江和徐新六被国民政府定为赴美争取美援的代表团首席代表，应召于1938年8月24日乘中美邮航“桂林号”从香港飞重庆，机上共有乘客及机组成员19人。该情报为日军侦知。飞机到广东中山境内，突然遭到5架日机拦截扫射，机体多处中弹。飞行员系美国人，拼命将飞机安全降落于河面上。其时飞机内众人尚未受伤，但日机再三扫射投弹，“轮回凡二三十次之多，企欲将全机搭客杀害”。胡笔江夫妇和徐新六不幸遇害，胡笔江时年58岁，徐新六则只有48岁。

胡笔江毕生从事金融事业，业绩卓著。噩耗传出后，社会各界深为哀恸。8月30日，胡笔江灵柩运抵香港，前往致祭者“汽车行列蜿蜒及里，备极哀荣，省港澳永乐码头前悬生花横额，上砌‘魂兮归来’四大字，胡氏家属已经匍匐奔迎，路人环立瞻望，途为之塞”。香港华商公会通告各商户降半旗志哀，交通银行总管理处也通电各分行降半旗悼念。在香港举行的追悼会上，宋子文亲自主祭，国民政府追认他为烈士。

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追悼会，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赠有挽联。

胡笔江被称为“金融界为抗战而牺牲之第一人”。1939年，胡笔江的遗体在香港落葬。1947年3月16日，交通银行举行创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特临时提案，为胡笔江铸像陈列于交通银行，“俾资纪念而彰忠烈”，全场一致通过。

（节选自《胡笔江：为抗战牺牲的金融家》作者：毛志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