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担任过民国政府的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等职。在其留下的海量文存中，专门谈财政与金融的就不下五十篇，不乏真知灼见，显示了其对现代金融制度与功能的深刻理解，他也被称为“中国现代财政金融改革的首席设计师”。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今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著有《饮冰室文集》等。

梁启超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秀才，以士绅身份参与乡政，在当地颇具影响。他自4岁起居家就读，不仅从父辈处学到了传统的文史知识，还听到了许多悲壮激昂的爱国故事；17岁中举后师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领导京、沪强学会，与黄遵宪合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作宣传。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积极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并继续倡议“诗界革命”，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其一度入袁世凯政府，但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1917年辞去政职后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

就“金融”一词来说，国内最早使用其写作的就是梁启超。缘起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开辟问答专栏时，一位“东京爱读生”读者来函提问：“日本书中金融二字其意云何？中国以何译之？”梁启超答曰：“金融者，指金银行情之变动涨落，严氏《原富》译为金银本值，省称银值……”这一解答虽不尽准确，“金融”并非“金银行情之变动涨落”，但他是第一个论及“金融”的国人却是无可置疑的。并且，他认为“金融”一词胜于严复创造的“同义”新词，故可直接沿用。

进一步来看，梁启超在财政与金融改革上亦有筚路蓝缕之功。早年间，他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腐败统治所造成的经济颓废与财政危机，从振兴民族的立场出发，坚持“洋为中用”，学习西方发展农工业生产、举办公债等成功经验，研究货币的职能与历史，考证中国古代的币材，并设计和阐述一系列财政改革方案，试图扭转当时的经济金融危局。

梁启超在国外生活多年，看到金融机构的巨大作用，深知金融特别是货币政策的重要性。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可以为经济发展筹措资金，满足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资金需求，助力“实业救国”。如果银行办理得宜，信用渐著，每县设立分号，提供金融服务的便利，无论农工商矿，只要殷实可靠，也是乐意去贷款的。这样，经营实业者与银行发生密切关系，得到金融的后援，就可充实实业基础，救国惠商。因此，他在改革币制、健全货币制度、构建银行制度等方面，是竭尽全力去推动。

100多年前，梁启超在探讨中国发展道路时，认为生产方法之变，非大资本不能博赢。而大资本必非独力所能任也，于是乎股份公司起。中国近代第一家通过发行股票筹资兴办的股份制企业，是轮船招商局。1880年前后，先后有近40家企业通过在市场上发行股票筹资得以创办。股票的发行催生了股票交易的需求，于是在1904年左右，他提出开办懋迁公司，即证券交易所，希望以此平台促进公债、实业股票的发行与流通。

辛亥革命后，他又深入研究了币制和金融政策以及银行制度与纸币发行等，并更加系统地提出了以金融为核心，经济、财政、金融一体化的改革建议，归纳起来就是整顿赋税、改革货币制度，建立现代银行制度，举办和利用公债及改革财务行政等几个方面。除了“坐而论道”外，1914年他担任熊希龄内阁的造币局总裁后终于有了实践机会。在其主导下，持续铸造了十亿多枚的“袁大头”，有效驱逐了各种劣币，事实上统一了货币。

（节选自：《金融时报》，作者：俞栋；《江门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