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东风中路与黄华路交界的东北角，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的宁静院落中，隐藏着一段风起云涌的金融往事。大院深处，一幢不起眼的两层小楼墙上，镶嵌着两块标牌：一块花岗岩上镌刻着“银库”二字，另一块则宣告此地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这里，便是中国第一家专业造币厂––广东造币厂的旧址。这里曾是中国近代货币制度变革的摇篮，机器的轰鸣与银钱的碰撞，曾在此谱写了“利权回收”与“金融自主”的篇章。

近代机制币的诞生与“龙洋”崛起

晚清时期，中国金融市场被成色低劣的外国银元占据，其价值却高于高成色的中国纹银，导致“利归外洋，漏卮无底”的局面。光绪十二年（1886年），两广总督张之洞目睹此状，决心扭转困局。他通过驻外使节渠道，向英、德等国详细咨询造币机械性能，并对设厂规模、设备配置、人员建制及经费预算进行全面论证。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清廷准许临江海各省购置机器铸造钱币。张之洞适时上奏《购办机器试铸制钱折》，获准实施。经过与伦敦方面的多次电报往来，同年四月初三，清廷驻英公使刘瑞芬代表与英国伯明翰喜敦厂正式签约，引进了可兼铸铜钱与银钱的全套造币设备。1889年，这座占地82亩、拥有90台印花机的工厂在广州大东门外黄华塘竣工，名为“广东钱局”。广东造币厂的诞生，不仅其规模在当时冠绝全球，也开创了中国机制币铸造的先河，更标志着近代中国在货币自主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广东钱局

广东造币厂的开铸，开启了中国货币的标准化进程。造币厂最先试铸“光绪通宝”机制铜钱，随后于1890年开铸银元，即著名的“广东龙洋”。

岭南金融博物馆藏 广东钱局造“广东龙洋”

龙洋正面镌刻汉满文“光绪元宝”，背面是蟠龙纹饰，并环以英文省名与币重，形制精美，成色足量。除主币“七钱二分”外，还配套铸造了四种辅币，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银币体系。广东所铸银币，初期大小兼铸，后因利润驱使，逐渐以面额较小的银币为主要生产品种，广东市面交易也逐渐以银币（即小洋、毫洋）为本位。特别是二角银币，即“双毫”，因其面额适中，极其契合华南地区的商业习惯，其后迅速成为市场交易的绝对主力。广东造币厂成功引领了全国币制改革，各省纷纷效仿设厂，所铸银元形制、成色、重量均与广东相似，这充分证明了广东造币厂在技术、制度与形制上，为中国近代货币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初步基础。

政局动荡下的造币厂与毫银泛滥

进入民国时期，广东造币厂的命运与动荡的时局紧密交织，在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拉锯中频繁摇摆。作为官方铸造机构，粤厂自清光绪年间开办，几乎所有制钱、银元与铜元均始创于此，成为中国近代货币制度的重要实践者。然而在纷乱的政治环境中，造币厂虽屡经改革，却始终未能摆脱为财政服务的工具性命运。其厂名在短短十余年间变更达八次之多––从“度支部广州造币分厂”到“中华民国军政府广东造币厂”，再到“财政部广东造币分厂”等，每一次更名的背后，都是一次政治权力的角逐与地方财政的攫取。

广东造币厂一角

民国时期，双毫的地位被进一步巩固并发生深刻异化。由于铸造双毫利润丰厚，且广东民间已形成“毫洋本位”的惯例，历届主政者––从龙济光到桂系军阀，再到陈炯明––无不将造币厂视为“摇钱树”。桂系踞粤末期开启的滥铸之风，在20世纪20年代的动荡政治背景下愈演愈烈。造币厂长如走马灯般更替，使广东造币厂一直处于频繁变动中，停铸时有发生，而复产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筹措庞大军政费用。数据显示，1920-1930年间，广东造币厂共铸毫银超过23000万元。如此无节制的增铸必然伴随成色的系统性偷减，官铸双毫的成色从最初的银八铜二，一路降至银七铜三，后期甚至出现不足五成的极端情况。

作为流通领域的主要货币，毫银从财政和市场角度都不可或缺。然而当局因财政困窘而疯狂追逐铸利，一方面使铸造额完全失控，滥铸问题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在铸造过程中不断降低成色，导致毫银必然贬值。官铸劣币泛滥，更引来奸商私铸成风，低色、伪劣银毫充斥市场，金融秩序陷入空前混乱。广东造币厂所铸毫银虽属合法货币，却因信用持续损耗而不断低折，最终连官方铸造的毫银亦不免在流通中遭到百姓拒用。毫银从一种信誉良好的辅币，彻底沦为主政者盘剥民财、转嫁财政危机的工具，其命运深刻折射出军阀割据时代经济基础的脆弱与政治秩序的失范。

从金融工具到文化遗产的当代启示

1931年9月2日，黄华塘畔机器轰鸣声沉寂，随着广东省政府停办令，广东造币厂结束四十余年铸币历程。抗战胜利后，场地由中央造币厂接收并租予兵工署。1949年国民政府欲在广州恢复铸币未成功，同年10月广州解放，铸币史落幕。1950年3月，此地设立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党校，1972年更名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实现从“铸造银钱”到“培育人才”转变。“银库”建筑与文物保护标牌诉说着近代中国对金融主权的追求和维持货币信用的探索。

广东造币厂百年沧桑为当代金融改革提供启示：一是货币信用是国家金融体系基石，广东造币厂初期成功源于坚持“成色足、信誉佳”，后期失败因信用流失，现代仍要维护央行信用、稳定币值；二是金融治理现代化需健全制度保障，民国造币权沦为地方财政工具凸显治理体系缺失，我国完善监管体系正是吸取了历史教训。

此外，广东造币厂“毫洋本位”体现的区域金融特色与民间金融智慧，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提供文化积淀，对大湾区建设有启示。党校院内遗址跨越时代的变迁，叩问金融与治理命题。金融是经济血脉和国家治理重要组成，这段历史将指引我们在新征程维护金融安全、深化改革、服务高质量发展。